悦读 | 赵世超:靖边访古

日期: 2024-08-22 16:05:26|浏览: 63|编号: 9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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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 赵世超:靖边访古

游览靖边古迹

赵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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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夏天显得格外漫长,西安的酷暑让人难以忍受。陕西康龙公司总经理刘国强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提前毕业生,便邀请我和李福云教授一起到陕北避暑,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到访靖边。“富贵不能忘父母”,国强先生已是事业有成之人,却始终心系母校老师,这份深厚的感情和情谊让人感动。

靖边这个名字,源于明朝抗击鞑靼人战争时修建的靖边大营。清雍正九年,安边、宁塞、镇罗、镇靖、龙州五堡并入县。顾名思义,这里在古代曾是边塞之地,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如今驱车行驶在平坦的一级公路上,两边的山河上,玉米、粟米长势欣欣向荣。沙柳、白杨树成排不停拍掌、退到车后,仿佛在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来客。当我们登上22层的康龙公司总部大楼楼顶,放眼望去,只见巨大的绿色地毯已直抵云霄。脚下,张家畔镇拔地而起的新县城,鳞次栉比,楼房瓦房鳞次栉比。风格各异的建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争奇斗艳,像一把把五颜六色的珍珠散落在绿海之中。到达靖边,我们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边疆的荒凉。

靖边最著名的历史遗迹当属统万城,它位于县城北面的红墩街乡,慢车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这座由大夏政权创始人赫连勃勃于十六国末期修建的城堡,至今依然孤零零地矗立在无定河北岸的一处高地上。细看之下,会发现它分为东西两城,四角都有高出城墙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墩台,其中西城西南角的墩台最高,残存部分至少有30米,西北角的墩台次之,东北角的墩台出现裂缝,东南角的墩台已经坍塌。城墙外还修建有密集的马面,南城墙上的马面又长又宽,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它内部是空心的,有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城墙、墩台、马面,全用苍白三合土夯筑,夯筑细密,夯层清晰,可谓“坚如铁石,凿不进去”。西南角墩壁上,可见椽孔、立柱孔,说明墩壁附有栈道、亭阁结构,犹如悬崖上的栈道。难怪大夏国书侯逸舟在《通万城铭》中,用“如虹升眉”、“如鹏飞翼”等词形容。赫连勃勃将此城命名为通万,主殿为永安,其统万国之野心和永平之妄想可见一斑。然而,尽管手段残暴,杀戮成性,他所建立的大夏政权,也只维持了二十五年。由此可见,任何专制统治都逃脱不了“兴起之快,垮台之突然”的历史命运,依靠军事专制统治的专制统治更是如此。

大夏被拓跋魏灭亡,后来驻扎在此的宇文泰进入长安,控制了西魏政权,其子宇文觉干脆篡位,建立了北周。隋末乱世,匪首梁师度夺取统万,建立梁国。贞观二年,唐太宗令柴绍、薛万钧合兵攻下,师度被部下所杀,城投降。唐在此建立夏州。但由于青藏高原吐鲁番的崛起,以及党项羌向内迁徙的压迫,夏州成为党项族居住的重要地区。李元昊正式建立夏国之后,宋夏战争日益加剧。为防止这座百丈高城被敌军利用,宋太宗下令将其“毁掉”,居民“迁往睢、殷等州”。从此,统万城消失在茫茫毛乌素沙漠中,直到清道光二十五年,爱好历史的榆林知府徐嵩命县令何秉勋亲临,统万城才被重新发现。我和李教授一边沿着城墙走,一边拾起记忆的碎片。突然间,我仿佛看到了十万各族人民被迫筑城、攻守双方殊死搏斗的场景,还听到了沉重的夯筑声、痛苦的呻吟声、刀枪相碰声、战马嘶鸣声。统万城的兴衰,再一次反映出古代任何所谓的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大量不文明行为的基础上的,甚至伴随着野蛮和血腥。

说实话,这次靖边之行最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统万城,而是县城杨桥畔镇发现的一处古城遗址。因为前者在徐松命人发掘之后早已名声大噪,已不稀奇,而后者却至今还未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县宗教局局长赵士斌,他原是文化局副局长,对县城内文物分布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一路上走得格外顺畅。那天正是雨后,空气清新通透,车子驶过时,只留下均匀的沙沙声,没有丝毫的尘埃。树梢上鸟儿鸣叫,水库上飘着白云,红花绿草散发着诱人的淡淡清香,但我们却顾不得在阳光明媚的夏日原野上流连忘返,下了车直奔城址所在的瓦扎梁。

顺着赵主任手指的方向看去,远处能看到古城残垣断壁从地面凸出。我们走近细看,发现墙土也是苍白略暗,与统万城相差无几。可见用生石灰拌制的夯土是当地古老的传统工艺,并非大夏始有。夯土层致密坚实,亦可比拟铁石。由于墙体宽大厚重,很多地方被农民掏空,用作羊圈、猪舍。更让人惊叹的是城址巨大,除西边已被水库淹没外,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跨过南墙,踏着瓦梁行走,脚下是密密麻麻的陶片碎片。粗略看去,可见有残破的水器、食器,更多的是被毁坏的筒瓦、平瓦、瓦片和地砖。纹饰可见绳纹、布纹、篮纹、麻面纹和涡卷纹等,年代应为战国、秦汉。在路边的玉米地里,我们看到一些边角整齐的高地,偶尔有柱子散落在其上,这应是过去建筑物的地基。这些地基和大量残砖断瓦,足以让人想起当初宫殿的雄伟和城中人民的繁华。

边走边看,当地一位文物保护人员递给我一件小铜器让我辨认。虽然锈迹斑斑,但还是看得出来,应该是马具上镶嵌的铜钉。这位朴实的中年男子笑着对大家说:“哎!这种小东西,以前很容易捡到。还有矛头、箭头、钱币、铜镜等,瓦查良村家家户户都有。1982年,沟里冲出大量铜钱,有人一次捞出好几公斤,仅文物部门就从村民手中追回了两万多枚钱币。此外,还有不少钱模。”他的话让我心跳加速。这座城池不仅大,还能铸钱,战国秦汉时期,这里不是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吗?

如此重要的古城,有文献记载吗?如果有,又该叫什么名字?谈及历史位置,赵主任有些激动。他激动地说道:“我早就认为这里就是扬州古城,作家张博也这么认为,但史学界、地理界都不认同,所以一直没有公开。直到发现‘扬州侯印’和陶罐上的‘扬州赛司马’陶文后,反对的声音才小了下来。最近,省考古研究所派专家前来考察,他们很支持我们的看法。”同行的李福云教授是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察了印章和陶文拓片,认定是早期的隶书,这为判断城址的年代进一步提供了证据。

为了更好地欣赏扬州古城的美景,赵主任带我们向东驱车而上,站在高处,南望白玉山巍峨耸立,北望无定河、泸河潺潺流淌,两条溪流从深谷而来,在杨桥东边汇成一条溪流,再向东北斜流而下,汇入无定河洪流之中,犹如一只强有力的臂膀从侧面伸出,将古城揽入大山的怀抱之中。

赵主任让我们稳稳地站在悬崖边,一边指着一边说:“白玉山上有秦昭王修建的长城,眼前这两条河,就是射延河和走马河。《水经·合水注》认为走马河‘发源于桥山,长城以北,扬州古城以南’。这不是简单的说法,一是说明走马河发源的白玉山,古时就叫桥山;二是说明走马河的源头,在秦烈城之外就已经存在;三是说明扬州城在桥山以北,离走马河不远,这与瓦斡梁古城遗址在杨桥岸边的位置完全一致。”《水经》中还有一句话是‘射延河东流,走马河与之汇合’,两条河交汇的地方不就在我们脚下吗!这里曾叫桥门, “其本义应为桥山上的长城门。”赵主任的现场讲解直观、清晰,让我们立刻意识到洋桥畔这座古城的军事和地理重要性。

如果古城确实是扬州,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有:秦王扶苏、将军蒙恬在此屯兵,又相继被迫在此自杀;汉武帝命十余万大军北巡,“还祀桥山黄帝陵”;王莽在此修筑黄帝陵,改扬州郡为上陵族;东汉段誉走马水、出桥门、追击射延泽羌人等等,这些都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然而,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只是一个郡,为何由王爷镇守,并允许皇帝亲自前来?赵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这里是古代商郡所在地!传统上认为商郡所在地在浮石县,大约在现在的榆阳区榆河镇,但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城址呢?”主任的话引人深思。在紧张的回忆中,突然想起《史记·蒙恬传》中说蒙恬“乘地势”,“险要关隘”,“居上郡十余年”,胡亥遣使判处他死刑时,他到扬州找他。他不肯死,就地被“囚禁在扬州”。这不就证明了上郡就是扬州,扬州就是上郡吗?可见,只读书不实地考察,有些问题总是会处在传言的误解中。杨桥畔的古城紧靠白玉山,紧靠秦长城,连接着从兖州、随州而来的秦直道,北有无定河、泸河为天险,扼守着走马水出山的桥门,真可谓“因地制宜”,“控险如山”,恐怕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相比。仔细一想,不禁佩服赵主任的眼光,其实古扬州应该算是当时河套地区第一战略要地。

游览完扬州古城,车子进入白玉山。山中高家沟乡杨盘至王坟湾村之间散落着七座土丘,中间最大的一座,当地人一直称之为轩辕茅。赵主任说:“这里才是真正的黄帝陵。”我一直认为黄帝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一切陵墓、庙宇都是纪念性建筑或宗教活动场所,没有真假之分,今天只能按照常规方法,选择一个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但同时,我觉得,即便只搞清楚汉武帝陵,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于是,我仔细观察了夯土层,测量了土台面积,拍了不少照片。直到天黑,才怀着意犹未尽之感离开。此时,山间已起风,隐隐约约传来松树的鸣叫声,仿佛有人在吟唱送别的歌。路上,我们看到几座水库,平静的水面早已被夕阳染成红色。鸟儿们争先恐后地返回森林,却突然有一只鹰翱翔天空,沿着山谷盘旋向远方飞去。我倚着车窗,凝望着大自然的美景,心想,若不是国强和赵导的周到安排,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陕北的山间景色如此迷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参观了靖边博物馆、老靖边县城、白文焕故居、惠钟泉纪念馆等,还参观了县收藏家协会,欣赏了许多珍贵的民间藏品。临别时,老朋友和新朋友都来送行。收藏家协会马秘书长还送了我一本他制作的陕北汉画像石画册。我觉得这次靖边之行收获颇丰,需要进一步学习消化。

回到西安后,我从《汉书》中得知,扬州侯的名字是刘慈,是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后来改封为庐江王。还有周扬侯赵建,是淮南王的叔父;周扬侯田圣是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同父异母兄弟。我们不能排除史书在抄写过程中误将“扬州”改为“周阳”的可能性,因为东汉人应劭在注释《汉书》时就曾发生过这种错误。偶然间,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名为《秦帝国观星台遗址及其起源与发展》的书。里面提到秦政府曾用夯筑或铲平的方法,将当时可见、能命名的全天星座和星官,在地面上仿造,以进行相应的观星、星宿崇拜和星象占卜活动。观星台总数竟达1424座,主要建在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我赶紧查看了书上所附的分布图,发现其中有5座就在靖边高家沟一带。我们看到的轩辕帽和相邻的土丘,会不会就是秦人建造的观星台?期待有机会再去靖边,继续和赵主任深入探讨此事。

关于作者:

赵士超,河南南阳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在河北定县、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工作。1988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历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1994年10月至2004年6月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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