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与中国应对
张洪涛
周口师范大学副教授
这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以消除“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与中国、欧盟、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争端，甚至启动“301 调查”。从表面上看，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是由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矛盾引起的。最突出的是，近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日益突出，这导致了美国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竞争或对抗加剧，互补互利因素停滞不前。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正日益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换，而是转变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意味着“原本需要掌握整个生产过程才能生产和出口的产品，只有通过掌握特定的生产任务或环节才能生产和出口，从而融入国际分工”。然而，在这个价值链中，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生产环节，当任何一个环节被破坏时，都会影响其他环节的生产，甚至形成“蝴蝶效应”，破坏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和协作性。目前，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现状，这需要全面的战略眼光来加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
首先，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往往受市场和利益的驱使，在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安排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而这种安排是依靠多边贸易体系来维持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挑战了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生产环节增加了障碍，打破了原有的全球价值链。
1. 它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动摇了全球价值链的基础
全球价值链建立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主张全球贸易机构通过构建“低关税、低壁垒”的自由贸易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环环相扣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尽管自WTO成立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和双边贸易蓬勃发展，但构建“低关税、低壁垒”的全球价值链所必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总统以消除贸易逆差为由，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征进口关税，挑起贸易争端，动摇了构建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以中美贸易为例，2017 年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47.2%，而美国以此为由对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这也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向标， 不仅危害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而且严重阻碍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形成。美国实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的本质是通过关税政策，迫使国际公司将其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生产环节回流到美国，这显然使原本相对稳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动摇或断裂，使本已不完善的多边贸易体系更加松散。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契约精神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胶水”，没有契约精神，就会降低国家之间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信任，所有的劳动分工和贸易都会混乱，无法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降低了跨国公司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信任，增加了全球价值链中生产和贸易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是一个整体性的、协同的系统，每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只是“链条”上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但不可能是所有环节，也只有链条上的所有环节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因此，国际分工体系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体系需要更多的合同规制，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国家间贸易协定的变化将对全球价值链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此外，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价值链就越长，可能涉及的国家就越多，对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影响就越直接和强烈。基于此，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直接冲击了现有的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并将严重影响世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也将降低各国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注入高新技术的意愿， 进而影响世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2. 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推高贸易成本，增加收益的不确定性
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作为建设者和参与者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直接影响到整个价值链的分工结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通过增加贸易成本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来间接影响或引导跨国公司的行为，并最终改变全球价值链的结构。
关税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壁垒，也是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显然，贸易成本与大宗商品利润成反比，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提高进入美国的商品的关税税率，这必然会推高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成本，同时影响价值链下游国家的商品出口量。以 2018 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如果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导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据统计，如果减少 10% 将导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 282.6 亿美元，减少 20%， 特别是价值链较长的电气设备将受到更大的影响，减少将达到约 109.2 亿美元。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必然会导致商品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严重威胁到产业链的完整性，降低生产过程的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一些跨国公司极有可能将原有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将被瓦解。
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降低交易的可能性，增加交易利润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并通过放大资本市场导致商业决策和生产活动盲目。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2018 年至 2019 年 6 月期间，美国对几乎所有进口到中美的商品征收关税，将导致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减少，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但是，贸易顺差是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顺差的减少将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收支，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自 2005 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价值已连续 9 年上涨，但 2014 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贬值趋势，近年来，汇率波动更加频繁，波动范围也扩大了。美国保护主义政策背景下的关税
行为对外汇市场的心理影响甚至大于对市场的实际影响。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巨动，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市场收益不确定性，迫使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环节，实质上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革。
3.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消费市场来迫使全球价值链发生变化
消费市场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的生产布局往往受到消费市场潜力的诱导，但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消费能力。虽然随着全球交通便利性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市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影响正在下降，消费市场对全球生产链的影响不容小觑。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提高关税税率和加强关税壁垒来封锁市场，美国贸易伙伴也将采取对策提高双边贸易税率，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削弱美国消费者在该国或地区需求商品的意愿， 并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盈利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跨国公司基于对利润的追求，将生产环节及其附加部分的布局转移到与美国贸易关系更稳定、更稳固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另一方面，加征关税的国家或地区将被迫加大力度开发美国以外的市场，这也将促进全球生产链的重组。例如，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后，出口到中国的大豆、玉米等商品总量下降，价格上涨，消费意愿减弱，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对农产品的强烈依赖将促使中国扩大对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进口， 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原始贸易模式和结构。
由此可见，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挑战了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对现有的产业布局和消费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倒逼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构。然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达到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创造就业的政策目标，而且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劳动密集型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都不具备比较优势。结果，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邻近的南亚和东南亚，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转移到日本、韩国和欧洲。事实上，美国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试图解决长期依赖“虚拟经济”发展的困境，但由于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高，长期在 11.5%-12.5% 的范围内波动， 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且呈持续下降趋势，因此，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中心地位，这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之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对华贸易摩擦，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地位和贸易利润产生影响。
1.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减少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中国主要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中国在人口和资源等要素上的优势逐渐消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也受到了挑战。特别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后，无视国际规则，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设置投资壁垒，这增加了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例如，在 2018 年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后，彪马、铃木等一些公司开始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甚至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整体转移到其他地区。通过对中美贸易清单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70%是中间投入品，相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只有30%是中间投入品，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大部分是中间投入品。此外，2018 年美国对中国的 301 条款调查对中国“交通、电子、机械、航空、信息和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机械系统
“
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这表明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可以抑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2.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制技术进步来压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任何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维持都需要由主导因素驱动，如果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地位也会发生变化。从全球趋势来看，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长期困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方式，后者主要是接受国外的技术溢出，其特点是“成本低、见效快”，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强，奠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第一批产品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其中计算机行业、先进通信行业、智能设备等行业的产品最多，这些产品的出口抑制效果也最为明显。由此可见，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通过构建新的贸易壁垒来阻挡中国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形成阻挡效应。有学者认为，美国与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主要动机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与美国的技术追赶，在一些行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美国的地位，甚至构成了威胁。简而言之，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争端的核心目的是试图通过建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来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进而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阻止中国的崛起，并将中国置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和劳动分工低的双重困境中。
3.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预期收益
任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预期的好处，其中不仅包括贸易增值，还包括科技进步、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等溢出效应。
从现代经济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贸易附加值通常与该国在该价值链中的位置呈正相关。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崛起，这将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增值产生负面影响。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的技术溢出壁垒降低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并减缓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参与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通过增加商品出口，将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这将对就业的扩大形成规模效应、组合效应和联动效应，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也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 这不仅可以扩大就业，还可以提高技能
劳动力比例，改善就业结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地位下降，这将导致就业规模的缩小和就业结构的恶化。此外，就业规模的缩小和就业结构的恶化将直接影响到民生水平，严重时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增加社会风险。
3.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应对
传统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是双边孤立的交易，买方和卖方相互构成一个封闭的价值链，仅限于买卖两个主体，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模式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由买卖行为构建的价值链更长， 因此，如果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中传统比较优势的消失，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进入中速发展的“新常态”，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实现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还需要保持外向型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中国需要积极缓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打破低端锁定和减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困境。
1. 调整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
虽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一地位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一致，而是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跳跃的机会太少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阻挡作用，在短时间内，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遏制中国的行为，将继续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过明示或秘密的手段孤立和打压中国， 甚至可能迫使中国签署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就像过去遏制日本一样，这将使中国难以改善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结构体系相对完善，政府的宏控制和动员能力强，使中国经济更具韧性和可塑性，我们可以调整国内产业布局，优化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使其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相协调， 从而消除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程度和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很大，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东部地区已经开始走出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模式，目前正在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但中西部地区仍以知识附加值低的低端产业为主。由此可见，国内价值链分割体系并不完善、不协调，东、中、西部地区价值链分割体系梯度调整空间较大。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的贸易伙伴，扩大贸易范围和数量，进一步加强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对内，要突破原有的地区间“经济分离”的局面，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既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又要树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构建区域互联互通的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具体战略方面，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构建快速交通和信息系统，以有效承担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要建立东、中、西地区资源交换、互补、互助机制，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构建完整、协调的国内价值链，可以消除全球价值链中的短板，甚至可以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部分替代，形成国内外价值链互补、协调发展的趋势，从而化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
2. 通过创新驱动提高核心技术研发效率，进一步拓宽技术溢出渠道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本质是将“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从军事遏制转向经济遏制，从“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可以看出，美国的阶段性目标是通过瓦解中国的发展战略来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从而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预期收益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华出口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尽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从低端技术制造业转向中高端制造业作为出口主体，但美国仍然控制着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链。要打破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尴尬局面，需要进一步改革科研体制，通过创新提高核心技术研发效率。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核心技术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其主要问题是科研体系缺乏灵活性，影响了科技创新的效率。基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使其更加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大量资金盲目投向某一领域，而是要用全局思维和棋局思维，引导各类产业基金有计划地投资于基础条件好的地区，攻关问题。要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广纳贤学研人才，共同攻关，改善和提升高技术人才的待遇和创新环境，特别是通过政策激励和资本投入，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核心技术攻关能力
只有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科技创新不仅要自力更生，也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当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时，我们需要更多地运用中国的智慧
争取美国法律和国际组织的力量，以赢得对中国有利的地位;同时，要充分利用强大的市场吸引力，积极拓展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渠道，“技术引进可能通过间接诱导效应刺激行业'二次创新'，对行业自主研发产生积极影响”，可以逐步取代美国在中国科技领域的'技术源头'地位。
3. 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治理，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这
建立完善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制度驱动力，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损害了世界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体系，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和深度。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成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始终倡导和恪守平等、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运行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应该勇于承担起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不仅要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改革，通过方案提出和自我实践来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制度建设， 加强中国在WTO和全球价值链重组中的发言权，同时也要不断加大内部开放和自我改革的力度，并改善国内贸易的制度安排或法律修正。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度进行修订。同时，要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合规风险管理”教育，合规风险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律、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不得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或贸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企业需要构建完善的合规监管体系，通过制度规章制度减少对企业的违法行为，降低交易风险，增强贸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如“中兴事件”对我公司合规管理敲响了警钟。
4. 推动国际贸易对象多元化，逐步取代美国在中国外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交易的商品是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中介。美国对华保护主义政策主要通过对出口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控制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地位，而这些“中介”过于集中在美国，因此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将更加严重。基于此，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中国企业必须拓展新的渠道，以实现多元化或降低风险。我们可以发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美国不仅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还挑起了对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贸易争端，比如在 2018 年，美国根据《贸易扩张法》第 232 条展开调查，限制汽车及零部件的进口， 这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利用美国四处挑起贸易争端并逐渐孤立的事实，进一步扩大与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南美国家的贸易关系，“加强全球创新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将全球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紧密结合，推动产业升级”。此外，我们可以借着“一带一路”这个优势，加速“一带一路”经济圈的深度互联互通，并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为中国开辟新的渠道，避免中美正面冲突， 为中国供给侧改革开辟新路......逐渐取代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