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公开课第六期|从海疆边陲到国际航运中心，厦门海洋文化的历史进程
关于海洋，我们还有很多不懂！
海洋文化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产物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
海洋文化重要性日益凸显
厦门，因海而兴
拥有深远的海洋文化底蕴
为此，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
携手新浪厦门•不懂实验室
发起了系列海洋文化公开课
助力推动海洋文化的传播
#第六期#
从海疆边陲到国际航运中心
厦门海洋文化的历史进程与认识
彭维斌
法学博士
厦门市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
·下面视频是本次公开课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开课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1、史前：厦门海洋文化的生成
2、宋元：厦门海洋文化的新发展
3、明清：中国东南重要港口地位的确立
4、改革开放：走向辉煌
站在大洋看厦门
站在大陆看厦门
首先来看以上这两幅图：第一幅图我们的视觉中心是站在大陆看厦门，厦门是中国大陆农耕文化的海疆边陲，陆域的最后疆界，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文人的视角。
第二幅图我们的视觉中心则是在东南沿海，站在厦门的海边看厦门——也就是站在海洋看海洋，厦门其实一直是在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地带。
01
史前：厦门海洋文化的生成
6000年前，厦门所在区域先民学会利用海洋，以鱼虾贝类为食
厦门区位图(刘熠制图、供图)
厦门主要由岛、半岛、大陆的一部分湾区组成，海域面积达到了355平方公里。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厦门的史前先民就开始开发贝类资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浅浅的潮间带采集贝类，后来慢慢地发展到涉水或者潜水去取食贝类等海产品。
图为同安寨仔山遗址出土的石制网坠
凹石是史前先民取食贝类的工具。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青铜时期文化遗址中，石制、陶制网坠的出现，标志着厦门史前先民海洋渔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进步的“渔夫”。
东周到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华夏、汉民族对四方万国的不断认识，厦门先民自史前就形成的海洋渔猎经济传统在汉文史籍中有了零星记载。《逸周书》、《史记》都记载了百越民族视为美味的海产品：包括海蛤、蝉蛇（即鳝鱼）、纳鱼、蜃蛤、黑色海贝等。
近几年新的考古学、语言学、基因学的研究都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包括厦门在内的东南沿海史前先民，曾经驾驶着独木舟漂移到太平洋群岛，形成世界古史上扩散范围最广阔的海洋文化圈即南岛语族文化圈 。 可见，厦门是世界早期海洋文化的重要一环。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大陆的史前先民驾着独木舟，带着他们故地的语言、动物、还有植物种子，慢慢地向太平洋甚至印度洋的岛屿扩散。
时至今日，他们扩散的范围最西端到了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最东端的东北方向到了夏威夷群岛、东南则到复活节岛；而最南端到了新西兰群岛。
南岛语族渡海的舟船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边架艇式独木舟，有双边也有单边，主要分布在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另一种是 双体式独木舟，主要是波利尼西亚这个区域的南岛语族在使用。
尽管早在史前时代，厦门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就已经是世界海洋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支；但在宋元之前，我们对厦门的海洋文化了解非常少——因为汉文史籍对海洋文化的记载很少，他们不太关心海洋文化发展。
1778年韦伯描绘的夏威夷双体独木舟
（引自A.C. and James , of , , 1936, 1936－1938）
02
宋元：厦门海洋文化的新发展
当时，厦门陶瓷生产与泉州港的发展联系密切
所产瓷器，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
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港的崛起，以泉州港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世界海洋文化舞台上最活跃的区域。 这时，中国海洋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造船技术。 当时中国的四大海船非常有名，福船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远洋航船所用的水密隔舱技术，表明了中国远洋大船的造船技术高度发达。
第二个方面体现在航海技术。 唐宋时期，中国的船家已经非常娴熟地使用“船行八面风”的用帆技术。他们的指南针法、过洋牵星导航技术也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第三个方面，海上丝绸之路规模在这个时期达到鼎盛。 唐宋以来，以广州、扬州、泉州、明州（宁波）四大港市为起点的“四洋”通海夷道开始网络化，中国东南沿海成为世界海洋商路中最繁忙的区域。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宋代沉船残体
（成冬冬拍摄、供图）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宋代沉船水密隔舱
（成冬冬拍摄、供图）
上图是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水下考古发现的一艘南宋末年沉船。它是一艘中型的远洋帆船——福建制造的福船。其船舱已经使用了水密隔舱技术，载重量可达200吨，相当于唐朝一支700头骆驼运输队所托运的重量。
水密隔舱技术是用隔舱板把整个船舱分成相对独立而且不透水的一个空间。 这样一来，既大大地提高了船的抗沉能力，也便于货物的分仓管理。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宋代沉船上的闽南陶瓷
2007年05月10日
海峡都市报
上图基本上是闽南窑口生产的青瓷和青白瓷。
除了闽南，中国东南沿海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外销瓷生产窑口。
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宋元时期厦门地区有近15个青瓷、青白瓷生产窑口。其所产的外销瓷经泉州刺桐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运销日本、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安汀溪窑（遗址）
这是同安汀溪窑。同安汀溪窑位于同安水库、汀溪水库附近，是宋元时期闽南地区最著名的大型外销瓷生产窑口。
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陶瓷器
（羊泽林供图）
这是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遗址出水的11,000件青瓷器。据统计，这些青瓷器中有87%产自于闽南，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安汀溪窑生产的。
在当时，瓷器不仅是畅销的商品，也是理想的大船压舱物。船家一般会把瓷器装箱放在底层，再放上丝绸茶叶等轻的东西。
宋元时期，同安汀溪窑生产了一种青瓷碗，内壁常刻划卷草、花卉等纹饰，外壁刻划类似扇形的直线纹——因其像猫爪抓出来的痕迹，所以也有人称其为猫爪纹、猫挠纹。
珠光青瓷外壁
珠光青瓷内壁
这种瓷器又叫珠光青瓷，它的名字与日本一代高僧村田珠光有关。对中日陶瓷界来说，这种碗尽管属于粗瓷，但知名度非常高。
根据我们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现，同安汀溪窑是较早跟村田珠光联系起来的窑口。
宋元时期，厦门不止为海上丝绸之路生产大量的陶瓷，还起到了一定港口的作用。
当时厦门就有不少渡口、码头与泉州港来往密切。此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前，厦门还是福建商船出国呈报、归国抽解往返于广州市舶司的途经之地。
03
明清：中国东南重要港口地位确立
欧洲刮起中国风
瓷器等风靡上流社会
明清时期是厦门港崛起，成为中国东南重要港口的关键历史时期。
16、17世纪，由中国海商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往西，由印度洋扩展到了环非洲和欧洲海域的大西洋。隆庆元年，在漳州月港获得合法地位之后，海外贸易更加兴盛，通商辐射几乎遍及海丝航路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
此时也是西洋势力东渐的重要历史时期。欧洲海洋势力沿着宋元以来中国、阿拉伯船家开辟的海丝航路，相继进入印度洋并突入南海，明中期之后更是成为南海、印度洋航路上的主导力量。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推动了荷兰海外殖民急速扩张。此时，欧洲各国船队不仅相互竞争，还互相打劫。
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劫了葡萄牙的克拉克号商船，商船里装的是数万件风格独特，非常精美的中国青花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克拉克号商船所有中国瓷器拉到了欧洲公开拍卖，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更激发了他们来华贸易的热情。
仅1602年至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华购得瓷器300万件。
至17世纪初，全球化海洋贸易网络体系已初步建成，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成为全球化海洋贸易网络的中心地带。
当时欧洲刮起中国风，欧洲人对中国、对东方特别感兴趣。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是上流社会最顶级的奢侈品。
《诸神之宴》
引自《言瓷凿凿：油画中的中国瓷器》
江西省博物馆，2021年3月27日
微信公众号｜
从1514年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创作的《诸神之宴》中可以看到，里面出现了好几个中国的青花瓷器。画中众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地位。
《中国皇帝》
引自《言瓷凿凿：油画中的中国瓷器》
江西省博物馆，2021年3月27日
微信公众号｜
这幅法国人 Guy-Louis 设计的“中国皇帝”壁毯，也表现了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生活场景和对东方异域风情的追求。
可见，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瓷器是多么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上流社会以及神仙才配拥有中国的精美瓷器。
月港成为明朝第一大商港
航海文化对瓷器制造影响深远
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尤其对中国瓷器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当时中西方航海技术的提高和不断交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地文导航技术的完善，第二个方面是天文导航技术的不断发达。
（方碧勇：《17、18世纪西方古地图上的厦门港》
《福建史志》2015年第1期）
这是164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绘制的中国漳州河口图。当时，在欧洲人眼里，漳州月港是明朝第一大商港。他们想直接跟中国商家进行贸易，需要把船开到漳州月港，可是没有导航图，所以就绘制了这幅中国漳州河口图。
该图标注了岛屿、灯塔的位置，还标注了航道的深浅；应该是当时比较完善的漳州月港地文导航图。
上面的三个大盘都产自漳州窑，收藏在日本的几个博物馆、美术馆中。这种大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独一无二的航海纹饰。
航海纹饰的题材来自当时中国和西方航海导航地图上的一些要素，比如风向标、船只、山脉、星宿。这些纹饰只出现在漳州窑，并且只出现在明末清初，也间接证明了这个时期中西航海技术的高度发达。
从上图可以看到中国航海导航图上常见的中国文化元素，如罗经盘、星宿、大船、大鱼、岛屿等。此外，也可看到西方航海文化元素，如星盘、指向标、西式帆船等。除了航海文化元素纹饰，当时用于外销的漳州窑大盘上还有非常流行的中国传统花卉、动物、人物纹饰，按照所谓的克拉克风格来布局。
明末清初，月港衰落
厦门港崛起成为东南贸易中心
漳州窑的瓷器，首先运到东南亚，再到欧洲。在漳州月港的带动下，厦门港迅速发展，因为那时厦门港就是月港的外港。月港衰落后，厦门港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商港，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随着月港的衰落，明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在厦门征收东西洋贸易的商税。
第二个方面就是明末时候，厦门与西洋诸国往来贸易频繁。继葡萄牙、西班牙人之后，荷兰人也频繁到厦门港附近与厦门商人贸易。这个时候，厦门港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港。
为了配合海外贸易，郑成功以厦门为中心，建立起一套贸易体系。其中 仁、义、礼、智、信等海路五商就设于厦门。
到了清朝初年的时候，厦门港已经是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 尤其是1684年在厦门设立海关之后，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
鸦片战争之前，厦门港已经是东南沿海航运贸易网的中心了。这个时候厦门港的贸易重头是茶叶。明代和清初时期的欧洲人，长期受到中国风的影响，他们爱瓷器，爱丝绸，更爱中国的茶叶，还形成了自己的茶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港被迫开埠。开埠后的厦门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的口岸。
这时西方各国在厦门还设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完全地控制了厦门的对外贸易、商业、金融、外汇、航运保险等有关行业。进出口商品完全由殖民者摆布，厦门港的外贸就由出超变为入超了。
19世纪清代手绘《泉州附近图》
（引自郑维明《图说厦门》）
这是19世纪清代的手绘《泉州附近图》。在厦门岛西南面已经出现了十几个被称为“路头”的码头。
04
改革开放：走向辉煌
厦门港成为中国四大航运中心
海丝与陆丝枢纽城市
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实行计划》中把厦门港列为9个三等港之一，并强调要发展铁路，以嵩屿为对外贸易之商埠，建设厦门新港。
至1933年完工，重新建造大小码头28座。1921年进出厦门港的船舶吨位突破300万吨， 1928～1931年，年均超过500万吨。这一时期，厦门港进出口船只吨位一直占福建全省总吨位的64%以上。
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港
（引自郑维明《图说厦门》）
到了1985年的时候，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批复指出，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港，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厦门在当时全国开发的40多个港口中，与大连、秦皇岛、青岛、北仑港等，同属其中的佼佼者。
时至今日，厦门港已经是全国12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中国四大国际航运中心之一。 同时，厦门是21世纪“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城市、“海丝”与“陆丝”无缝对接的海陆枢纽城市。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海洋文化是厦门一脉相承、亘古不变、源远流长的传统底色和本质特征。
面向海洋、面向外部世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塑造了厦门开放包容、敢拼敢闯的海洋性格。厦门海洋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华民族对海洋认知、探索、利用不断深化的结果。
我们期待厦门的海洋文化优势，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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