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记录父母深圳打工史：卖鸡、倒卖走私、做保安、废品回收｜雨滴写作营作品
家庭背景：9岁上学，初中毕业外出工作
1993年7月的一个早晨，粤东一个小渔村的瓦房里传来一声哭喊，我出生了。
两年后，弟弟出生了。三年后，妈妈又怀了一个弟弟。弟弟快要出生的时候，妈妈一个人回了奶奶家。后来，妈妈回来了。弟弟出生后，我摸妈妈的肚子，发现上面有一道疤痕。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剖腹产这回事，弟弟是自然出生的，我还记得是在房里，后来我才知道，是妈妈生下的我。弟弟做完手术后，我去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
小时候，父亲常常早上从小溪边回来，把上好的虾、鱼都挑出来，按大小分成两三堆，放在竹篓里，母亲熟练地用扁担挑着，步行去集市。后来，母亲回来的时候，竹篓里都是空的，但有时也会装着热气腾腾的馍馍。我知道什么时候馍馍会出现在母亲的篓子里，只要母亲把馍馍挑出来，竹篓里就装满了鱼、虾。我们回来就有馍馍吃。那时候的馍馍很大，装进碗里，满满的，一个馍馍五毛钱，里面有肉、山药，咬上一口，咸甜酥脆，好吃极了。
有时，虽然父亲每天都会捕虾，但我们却不会轻易吃掉。每天虾都会自己跑到我家，然后跑到菜市场去找买家。有时，卖不出去的虾也会被卖掉。但我们四个人会把它迎回来。母亲把剩下的虾煮好后，就让我和弟弟把它们晒干。当虾离开母亲的视线时，我们会悄悄地把虾放进菜市场。奇怪的是，母亲总会发现，总是问：“虾怎么少了？是不是你们偷的？”
“是吗？没有，晒干的时候才这么多，难道被野猫吃了？”
那时的我虽然穷，但是我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妈妈买二十个粽子给我们每人五个的快乐，是晚上等妈妈买菜回来给我们每人两个腌芒果的快乐，是中秋节没钱买柚子灯的快乐，是中秋节等拜月之后分享水果的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水果。
几年后，哥哥上了小学，考入了村里的小学，三年后，我也考入了，随后是两个弟弟。
那时，妈妈每天给我们兄妹四人一块钱，每人两毛钱。剩下的两毛钱怎么分呢？我们买了两颗糖果，每颗一毛钱，一人一颗。有零花钱的快乐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也只能偷偷地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买点辣条和方便面。要是被抓到，可要挨骂。在妈妈的眼里，我们只能吃水果和糖果，其他的都不行，因为吃多了会上火。
我上学的时候，义务教育好像还没有普及，我和弟弟的学费每人200多元，那时候我们家是村里的贫困户，报名上学还能减免学费，最后学费也就五六十元。
每年过年都是我们自己挣学费的时候。
除夕下午，家里会来很多叔叔阿姨，有的来自镇上的，有的来自深圳的，他们每个人都会给我们压岁钱。广东的红包只是为了讨个吉利，而且不大，大多是五六个。等客人走了，我就会满怀期待地打开红包，有时候收到二十块钱，我就会开心一整天。我把红包整齐地折好，大年初三后交给妈妈，因为要当学费了。
孩子一转眼就长大了。弟弟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初中的学费当然比较贵，记不清有多少了，光靠爸爸钓鱼好像还不够，爸爸钓鱼的地点不如别人，所以我们钓到的鱼虾数量自然也没有别人多。邻居们一天能卖200块钱的时候，我家只能卖100块钱，有时候甚至更少，如果天气不好，发了水灾，那就没收了。住在村里，除了吃喝，还有社会关系，这点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
“那时候我们不敢生病，生病了也没钱看病，小时候发烧了，借钱都借不起，幸亏有姑姑在，她总会说，拿着这个钱，先给孩子看病吧。”妈妈说。所以现在过年回家，妈妈总会说，“去你姑姑家，记得给她红包。”
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帮人织渔网。渔网是由三层网组成，中间一层薄，外面两层宽。最上面是一个空心的塑料壳，最下面是一个铅坠。母亲的工作就是把三层网一起织。织一张网要七毛钱，如果复杂的话，织两头要两块钱左右。当然，所花的时间也不同。我织一张七毛钱的网花了半个小时，母亲花的时间就长一点。母亲骑着自行车去工厂拿材料，每次大概能拿到二十张，有时候四十张。工厂里的人不会让你一次拿很多，他们希望你每隔两三天给他们一次，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加工渔网。
每天放学后，我和弟弟都有织两张渔网的任务，因为这是妈妈给我们的任务，织完才可以出去玩。早上起床看到房间地上织好的渔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早上起来织网了，因为每天晚上妈妈都会清点当天织好的渔网放进麻袋里，计算好要多久才能去工厂拿。她会记录下时间，织了多少条，每条的价格，然后月底就可以去收钱了。每个月月底，妈妈都能收三四百块钱。
母亲之所以让哥哥帮我记，是因为她自己没上过学。小时候，她觉得读书没用，可以帮忙割草做饭，割草比读书还好。但母亲的乘法口诀运用得很好，她从来没有吃过亏，算得又准又快，这得感谢她小时候爷爷让她去集市卖鱼虾。所以每个月数钱的时候，母亲算得比我和哥哥都快。
家里虽然有额外收入，但孩子太多，我和弟弟都陆续上学，父母操心不已。父母打算让我们读完初中就去打工，所以我们四个人上学年龄都比较大。他们已经算好了，9岁（名义年龄）上学，读完9年，18岁初中毕业，就可以出去打工了。
这有时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总是比周围的人年长。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也是如此。有时我总是觉得两年的时间从我身上偷走了。
在深圳工作（1986-1987年）：
卖鸡、倒卖电视
2006年春节，这几位叔叔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家的状况。
大年三十下午，大叔们照例来到我们家。大叔说：“阿齐，你不如去学校帮忙照顾老太太，在学校当清洁工。现在孩子大了，读书要钱，你们总不能只在家里捞鱼吧。”大叔的话让我爸妈深有感触。这确实是我们家的困境。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妈妈想了想，就答应了。她说先带老三去试试，不行再回来。
大叔口中的老太太就是他的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只能卧床不起，吃饭喝水大小便都需要人照顾，因为长年卧床不起，每天还要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春节过后，我妈就带着我哥跟着我大叔去了深圳。就这样，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的母亲就带着我哥去了深圳。于是，我就在大叔的学校里开始打工。
剩下的时间，爸爸早上会去菜市场卖鱼，卖完菜再买。我一放学回家就开始准备晚饭，我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做饭的了，好像妈妈走了之后就会做饭。
2007年春节将至，妈妈回来了，这次她带着爸爸、我和两个弟弟，只留下了即将中考的哥哥。
因为我们不是深圳户口，不能在深圳参加中考，父母只好把弟弟留在老家，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去深圳之前，妈妈让舅舅帮我买了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全键盘手机，还带充电器。我交了50元话费，把舅妈的传呼机号码给了弟弟，让他有事就给她打电话。“我房间的柜子里有300元，你要买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用，不够的话，就去舅妈家借。”妈妈对弟弟说。
哥哥在给了我一些指示和警告后，站在门口挥手告别。我转过身，看到他红红的眼睛。
爸爸、妈妈、我和弟弟坐上去深圳的车，电线杆向我驶来，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我数了数，还有很多根电线杆。
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长的公交车，我在座位上动来动去，有时看着窗外，有时看着车上的人，有时靠在前面的座位上，我没有问父母车什么时候到，只是坐在那里。水滴打在车窗上，形成了一条小河。
车终于停了，大家都下了车。行李门打开，大家赶紧拿上行李离开。天色昏暗，我们便向前走去。我和哥哥背着书包，父母提着编织袋和水桶，水桶里装着衣架。鲜红的编织袋是此时最亮的光芒。我们在一家小店里坐下，不一会儿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味。那是馄饨面的香气，大概是我记忆中最美味的馄饨面了。
“现在的深圳我都不认识了，马路都变了，高楼林立，以前没有那么多楼房和车！”这是我第一次从爸爸口中听到这句话，原来他以前也来过深圳，我一直以为他和我一样，也是第一次来深圳。
我父亲1986年20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深圳，20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村里。
我父亲小时候很穷，和我一样，但比我穷多了。“我小时候哪里有饭吃？一把米只能煮一锅粥，喝的都是米汤。”我父亲说。
1976年，父亲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村里的学校读书。那时学费是男生一学期一块钱，女生五毛钱。学校就是陈家祠堂，没有所谓的教室，就是祠堂墙上的黑板，没有课桌，上课就是坐在凳子上。那时候读书的人不多，就几十个人。村里的孩子都干什么呢？大多是放牛、割草。
那时候还是集体生产，村里的地分小组一起种，收了之后一部分上交政府，剩下的一部分大家平分，实际收入多少看你的工分，每个月有固定的数额，工分不够，粮食就扣，工分不够，粮食就比别人少。
“我一个月要干27天活，剩下三天就到山上割草，不然就没有柴火做饭了。而我又没有时间去生产队干活，就只能靠这三天维持生计。一个月的柴火全都砍完了。”工分是孩子们挣的，只要有人干活，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算工分。那时候读书对他们来说没用，换不来饭吃。下地干活可以挣工分，所以就算不下地割草，也能帮家里减轻负担。这样，孩子和大人自然就没心思再去想上学的事了。家家户户都劝孩子上学。我父亲刚开始也上学，但过了两年，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又回去放牛了。我爷爷奶奶觉得他不上学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让他去了。牛最常吃草的地方就是田野，因为山上没有草，草都是各家各户割来烧的。爸爸用绳子牵着牛，牛走在前面，爸爸走在后面，牛就吃草。那时候，人走不了，还要看着牛，一不小心，牛就会把两边田埂上的庄稼都吃光，要是有人看见了，就会挨骂。等我爸爸再大一点，他就进了村里的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有一天，我父亲的好友对他说：“要不要一起去深圳？”他去过一次深圳。我父亲想，待在家里是没有出路的，除了那一亩地，他也别无选择，去深圳。没有出路，何不去深圳看看。反正就当是一趟旅行，不行就回家。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逐渐发展，中国沿海地区也开始引进国外技术，珠三角引进黑白电视生产线，上海引进第一条彩色电视生产线。生产自然需要劳动力。此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急需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一词由此诞生，形成了“农民工”概念。农民工发展的第一阶段：“留在家乡，在当地工厂打工”。
我的家乡陆丰，是一个土壤贫瘠、耕地少、没有制造业的地方。我所在的镇一直是县里的贫困镇，就业机会不多。而当时刚刚起步发展、正在全面建设的深圳，给了人们机会。于是村里的年轻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深圳。“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了深圳谋生，然后才回来。”爸爸解释道。
1986年，父亲也踏上了南下的深圳之旅。
跟我们村子差不多，这是我爸爸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平房、农田和工地，只有一栋高楼，有五四层高。他们在工地上捡废铁，那时候到处都是工地，工地上经常会有一些建筑垃圾，他们把这些废弃的铁捡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
没过多久，他和朋友在蛇口的一个市场承包了一个摊位，开始卖鸡鸭鹅，那时候市场已经规划好了，集中在一个地方，分成不同的格子，让不同的商贩卖商品，商贩就叫摊位，摊位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元的租金，还要交一百多元的税，也就是说不管生意如何，基本上每个月都要交二三百元，除此之外，摊位每天还要交十多元的清洁费。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天还没亮，父亲和其他人就会起床杀鸡。鸡的身体微微颤抖，但没有逃走。然后，父亲用另一只手抓住鸡的头，将其靠在鸡背上，再用一只手抓住鸡的翅膀。一只手将鸡倒挂起来，鲜血像一条黑线一样顺着它的脖子不停地流淌。当那条线逐渐变成线段，再变成雨滴时，将鸡放在盛有开水的盆里，趁水还热的时候，一根一根地拔掉鸡毛。
摊位上卖一只鸡大概能赚两块钱，还不包括人工费，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能卖出40只鸡，也就是说一天能赚80元，扣除清洁费，一天能赚70元左右。
卖鸡当然不只限于摆摊，有时候还会有饭店的人来找你，让你帮忙送鸡，这是一门好生意。给饭店送鸡是按月或者半月付费的，那时候的交通和代步工具就靠我骑自行车，把鸡放到后座，左脚一踩，整个人就飞起来了。但是给饭店送鸡也有风险，饭店经营不下去，就倒闭了，第二天我去的时候，我爸发现，饭店关门了，你付的钱自然是要退不回来了。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只能算是自己倒霉，因为没有电话，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仅靠自己维持摊位生意就已经十分困难，再加上酒楼所欠的钱还没追回，让本来就困难的生意更加雪上加霜。
这时，隔壁邻居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忙走私电视机，大家商量后就决定干这事。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请爸爸做这样的事了，合伙人们也意识到了隔壁邻居在干什么生意。
他们每天半夜杀鸡的时候，总会看见隔壁的人把货物从岸边扛到路边，路边的人再把东西拿走，而且他们总是在半夜行动。
电视机都是从香港进口，走私进来的，不用交关税，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售价300元，差价可以赚每台电视机500元。中国的电视发展比国外落后一个时代，当中国第一次生产出黑白电视机的时候，美国、日本已经有了彩色电视机。为了促进国家工业和经济发展，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中国从1953年到改革开放前夕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这种以国货替代进口，或者说通过限制工业品进口来推动国内工业化的战略，也限制了当时能看彩色电视的家庭数量。
80年代初，国内要买黑白电视机，只能去友谊商店凭票购买。不仅价格昂贵，甚至连“购买资格”的电视票都买不到。那时候，电视机算是“奢侈品”。“商品”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而是得拿到票，拿到电视票才能买电视机。还记得小时候，晚上吃完饭后，和哥哥一起去邻居家看电视，那是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之一。
1986年，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自然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当高涨的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一个新的“行业”便诞生了——走私。深圳的货源基本来自香港，靠大飞把大量电器从香港运到深圳湾沿岸。大飞是民用改装快艇，用于运输货物。大飞是俚语。大飞速度极快，在海上时速可达90公里。如上文所说，从香港到深圳一个往返只需要7分钟。当然，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是无法接触到核心的，只能说是走私线的下线，提出需求，连夜把货搬到买家那里。信息传递当然是依靠当时的“邻居”。据我父亲回忆，深圳邻居的走私团伙从陆丰一路走到深圳。 他们最先在甲子，后来搬到深圳。
那是1987年的一个晚上，一个普通的夜晚。月亮依然从海平面上升起，周围零星散落着几颗星星。远处传来船的声音，原本在岸边等候的人们在大苍蝇冲上沙滩的那一刻，迅速地赶往海滩。他们把电视机搬到岸边，然后送到路边等候的买家手中。短短二十分钟，他们搬了四台电视机，赚了2000元。杀鸡儆猴、送货上门，要一个月的时间。这种快速的赚钱方式，让这些在深圳工作近两年却没赚到多少钱的年轻人兴奋不已。于是第二次行动开始酝酿，这次他们会光荣退休吗？
还是同一个夜晚，同一个静谧的夜空，同一个群准备大展身手的年轻人，他们从未想过，今晚之后，他们的命运就不再绑在一起，如果说他们是烟花，他们在今晚之前，等待着绽放的礼炮声，所有人的力量都聚集在一起，等待着绚烂的绽放，等待着点亮夜空的那一刻。而今晚之后，他们就会像绽放之后的烟花一样，从中心射出，冲向不同的方向。熟悉而又激动的快艇声再次传来，他们成功从船上卸下了10台电视机，他们手中沉甸甸的15公斤，不仅仅是一台电视机，更是未来的希望。电视机即将交付给买家，只差五步路，谁也没有想到，执法人员出现了，同伙被抓，电视机被没收。这五米，这么近，又这么近，当我问他为何被发现时，他一点头绪都没有。 他说：“我没想到那里会有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在你做这件事之前，你难道没有想过，这是违法的，你会被抓吗？”
“我们当然知道，当时也没想太多，只想赚大钱，只要有一个人答应了，其他人就都答应了。”
为了营救被抓的伙伴，剩下的几个人找了相关人员一起吃饭，谈了谈，花了八千块钱，伙伴才被放出来。本来，如果这次成功了，他们就不会再做了，这两次的钱他们也不赚了，他们把钱都用来往工地送菜了，因为工地的菜钱是半个月交一次的，也就是说之前的费用都要自己出，每次大概两三千块。如果成功承包了工地，他们的生意就好多了。
现在想来，父亲对我们说的话，也深受这段经历的影响。我们四个人成年之后，父亲对我们说最多的关于工作的话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就行。”他们不会干涉我们的工作决定，唯一的提醒就是“不要违法”。
更糟糕的是，就在我损失了几万块钱的同时，深圳的建设触角也伸到了我爸爸住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开始修路，这意味着我们住的温室大棚要拆了。那里需要钱，而刚经历“大灾”的爸爸已经没有钱了，于是“深圳漂流”队就解散了。有的回到了家乡，有的继续留在深圳寻找机会。“我在那里呆了两年，不多不少，但还是一无所有。我原本打算去深圳玩一玩，玩够了就回家。”
爸爸一个人回到了老家。那时候还没有生产队，田地都分到各家各户。爸爸回去后没事干，就四处走走，在山顶上遇见了我妈妈。两人的爱情故事，爸爸说是秘密。或许，我应该庆幸爸爸只是去“玩一玩”，不然我也不会现身了。
全家在深圳工作（2007年-2014年）：
曾在私立学校担任保安，在废品收购站担任工人
再次来到深圳，我们的学校生活就开始了。
我爸爸在学校当保安，妈妈是清洁工，我们住在学校里，我和弟弟自然就在那里上学。我妈妈从小在农村长大，不会说普通话，一个字也看不懂。当时深圳多是外来人口聚居地，大家都说普通话。我妈妈经常开玩笑说，她在这里就像个“盲人”，因为听不懂公交车，需要爸爸带她出去。但这样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盲人”，周末却能一个人去罗湖市场买菜。我和爸爸有时忍不住问妈妈，她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是各种动作了，数字我还能听懂。而且那里还有潮汕人卖菜。”
学校是我叔叔创办的，我们学校在罗湖区是第五个校区，最早的校区在南山，成立于1989年，是深圳第一所民办学校，2000年9月经市教育局、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学校是一所正式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1980年，深圳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经济特区，从此，深圳的叮咚咚声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后来，我叔叔也来到深圳，在南山开始收垃圾费。那时候，工地很多，建筑垃圾该倒在哪里还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我叔叔利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一块地，让大家倒建筑垃圾，每车收费50元，这才赚到了办学的第一桶金。
深圳楼房越来越多，工人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在南山大冲这片土地上，有人说：“现在这么多工人，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不开办一所学校呢？”于是，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
如今罗湖开了分校，所以我爸爸妈妈就来学校上班了，我和弟弟接下来的三年就在这里度过，虽然这里的学生都是打工子弟，但大部分都是湖南、四川的，当然也有潮汕的。
早上7:30，我的兄弟和我的兄弟坐在床上，又一个又一个午餐时，我的兄弟在我的午餐时，我的兄弟没有回来。五个午餐盒不是很大的，一个午餐盒是一个不锈钢碗，与蔬菜的共同碗相同。 。 我清洗了水龙头，摇了摇，把它放回家里的桌子上，然后放在我的校园里，然后螺栓固定了门。
丁（Ding）响起，钟声和操场上的人们朝教室走去，我的父亲从安全的摊位上走到一边的铁门，用一只手握住了铁的最外侧，而另一只门也慢慢地走向了在安全室中，躺着的塑料椅子变成了，脸上露出了一张碎屑，从桌子上看了灰尘，从桌子上看，脸上露出了一张塑料。 我当时拿着一份新报纸，其中包含许多每日的景色，深圳晚报，南部大都市每天等。我父亲小时候上学了两年，这给了他更多的娱乐。
“叔叔...”
爸爸站起来，他插入了90度的钥匙。
在学校大门上有一棵大叶的榕树。堕落的叶子聚集在一起。
在4:30中，脱颖而出已经结束，这时开放式的是，学生将分为三组。
五点钟之后，人群基本上分散了，关闭了大门，一只手拿着一只扫帚，另一只手拿着厕所，另一只手中的水管开始清理每个楼层的男孩厕所。
爸爸作为保安的生活似乎每天都这样。
我的兄弟持续了四年级，在2011年，我的兄弟持续了四年级。安山（）地区将继续担任校长。
我的父母自然失去了工作，因此在我叔叔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的硬件废料院，来自我们地区的所有者，他说的是霍金斯。
废品场的工作并不复杂，但有时对身体的要求很高。
早上八点，我的父亲会跟随卡车到工厂，将其从卡车到达车站时，将其运回了垃圾车站。在看似无用的废料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宝藏，例如收音机，记忆卡和铜牛，生活似乎更加丰富多彩。
在农历新年中，我的父母将带来的铜公牛和其他美丽的装饰，并在擦拭后将铜公牛散发出来。
2014年，当她在微信上与我们聊天时，介绍了微信。
“收音机再次……”
“这个收音机比上一个收音机更好。看，妈妈拿着收音机拿起收音机，供我们聆听，还拿出了前一张。
工厂为工人安排了住宿，在这里，住宿区域也被储存的仓库，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前院和后院。最后一个是宿舍，两个公共浴室和厕所都在浴室旁边建造。窗户由木板和凳子制成。 在门附近有一张桌子，在门后堆积了一些，宿舍之间有一些铁线。
下班后，爸爸排队洗澡，然后坐在门前与他的同事聊天。
当我的父亲在深圳聊天时，我的哥哥已经在江门的一所大学学习，我在我家乡的一所高中学习，只能在周末回到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和我的父母从家乡那里学习。
归乡（2015-2016）：
支持儿童的教育，建造房屋并在家乡工作
两年后，废料院搬到了东格安（），但在东圭（）经营半年后，两人选择返回他们的家乡卢芬（），并在村庄的石头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时，我的家乡的房屋仍然是瓷砖房屋，这是夏安胡（）的传统住宅风格之一艺术室（通常称为“拉伸”）连接到“大房子”；前壁在墙上打开。
我的家人基本上是老虎，但是在北部，北部的门在北部打开，当时我们的家人没有厕所。
每次我鞠躬时，我总是想像落入坑中的悲惨情况。
旧房子的优势是，夏天的冬季是温暖的。从房间中间到露台的水，不要让整个房间弄湿。
考虑到母亲的考虑之后，我与她的父亲讨论了他们会推开旧房子并建造一个，因此无需担心童年时期的雨天。
“你没看到，屋子倒下了，摇臂甚至没有动。”
是的，它有多脆弱，一旦接触，它将被打破，过去会随着渣reg的风消散。
那年，我的兄弟刚从大学毕业。
用我的母亲的话说，“到处都是钱”。
房子于12月底建造后，我们搬进了。
深圳的第三次（2016-2017）：
废料分类
在2016年的春季节之后，为了迅速建造房屋，我的父母计划再次去深圳，我介绍了废物站，但这次的区别是，只有父亲去了，似乎老板似乎不是来自我们的家人，他的弟弟也开始了。 。
派登（）的工业公园在一个拐角处必须转移到地铁上，从而多次出现公共汽车。太阳窗进来。
工业园区的工作似乎与以前的硬件废物站有所不同。
半年后，我的父亲带着他的母亲开始了，当我检查腰部磁盘时，我的母亲没有让自己恢复过来。”
2017年，工业园区的废物站被转移到五季的工业园区。
这次，我的父母再也没有读过一所大学。
在2021年的夏天，我回到了我的家乡。
“你今天要休息吗？”
“正确的。”
“妈妈也在家里休息。”
“不，母亲在工作，只有我休息。”
“发生了什么事，通常你们俩一起行动？”
“我的腰部不是很舒服，只需几天。”
“发生了多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在上一个视频中说？”
“已经有十天多的时间了，我去看医生吃药了，在等待几天后我去上班了。”
我很沉默，电动汽车的车轮仍在滚动，没有阻止它。
关于作者
Sanqi，创新的教育工作者，生活的观察者，也超出了生活。
家庭生活故事写作概论
为了使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撰写历史的重要性，让他们燃烧它，并诞生对时代，历史人物和历史的趋势，并学习一系列认知世界，以突出他的社区价值。
组织者
降雨的传播致力于培养公民媒体素养，并利用讲故事和民主的沟通讲故事来重建与人的内部认知。
资助者
心脏和公共福利基金会被称为“心与基金会”，这是一家民族非公共筹款基金，由民事事务部于2008年9月批准。“平衡的发展”，依靠资金并支持社会企业家成长，作为儿童阅读和 and and Pratt和Pratt，Pratt和 的三个主要公共福利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