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废品收购站里,“捡”到一个西安乡村医生的生活

日期: 2024-06-19 08:09:50|浏览: 67|编号: 7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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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废品收购站里,“捡”到一个西安乡村医生的生活

上世纪 90 年代至本世纪初,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长安县滦镇街道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当时我还在读中学,课外读物有限,有时我会趁着亲戚家的机会,从废书报里挑出一些书来。有两本特殊的“书”,至今我还收藏着。

准确的说,是两本全年家庭收支的日记本,分别是“1969年”和“1974年”。1969年的字迹清晰,内容基本可辨认;1974年的由于受潮,部分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账簿以时间为线索,日复一日地记录着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无论大小,从进城的车票到生活日用品,只要有现金进出,都会记录下来。翻开这本账簿,仿佛一个时代又活了过来,仿佛又在读一本名为《人生》的小说。

1969年的账簿完全按照古书格式装订,内容从右至左竖写。账簿长19.8厘米,宽13.6厘米,牛皮纸封面。中间用钢笔工整竖写着:“1969年古历正月吉日立账”,左上角写着:“钱财进出日记”。内页用白纸对折,中间有一层便于存放的纸张,再用棉线将其中一面缝好。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账簿。账簿的主人姓吴,家人可能住在长安县明都镇,因为账簿上多次提到他从明都坐车到西安。吴先生应该是个医生,大概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可能在2000年左右去世,所以他家把吴先生的医书、账簿等物品当废纸卖了。1969年,吴先生家里大约有六口人,包括吴先生夫妇,还有女儿吴虎野、吴变野、吴变琴,儿子吴恒杰(具体子女数不确​​定)。

现在让我们打开账簿,回到公元1969年。

“正月初三,富康庄的曼旭媳妇来拜年,送了三元钱。”这应该是家住康庄的曼旭媳妇的新年红包。关中一带的风俗是,前一年结婚的新婚夫妇要在过年时给亲戚拜年,亲戚要给新婚夫妇送礼,也就是红包。三元钱在当时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因为当时坐公交车去西安一趟只要几毛钱,可见账簿的主人也比较宽裕。我查了一下,康庄在蓝田县前卫镇,离明都镇不远。当时二十出头的曼旭夫妇,如今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当天,“王淑琴八人结婚买屏风,付三毛八分钱”。这应该是王淑琴八人结婚时买屏风作为礼物,一共花了三元四毛钱。当时婚礼流行“三转一环”,但对农村人来说还是稀罕物,这块花了三元多钱的屏风也算得上是价值不菲的物品了。如今农村一些老人家还能看到当时婚礼上用的屏风。

“初五买五盏红灯笼,每盏四毛钱,共计二元钱//买一盏红灯笼,共计二毛五钱。”这六盏灯笼分两批买,价格不一样,可能和大小有关。正月初五是个特殊的日子,在长安户县一带,这天是“元宵节”,有专门卖灯笼的集市。舅舅家会在这一天给舅舅卖灯笼。正月十五前后送灯笼,我们方言叫“扭灯笼”。有一句歇后语“舅舅提灯笼——给舅舅(老)点灯”由此而来。

“正月二十八,吴边琴交了五毛钱一年级的学费,三毛钱书费。”过完年,该上学了。从每年的账本上,吴边琴的名字很少出现来看,这应该是老板的小女儿,读小学一年级,基本没什么开销。

吴先生还有一个儿子,叫吴恒杰。2月14日,他给读六年级的吴恒杰交了1元学费和7毛钱书费。吴先生真是个贴心人,还把交学费的收据放在了账本的夹层里。

“二月初三,我在焦带镇买了2.8斤煤油,付了1元2角6分钱。”原来,一斤煤油要4角5分钱,根据账簿,一年要买几次煤油。可见,当时虽然有电,但经常停电,家里还是用煤油灯。这煤油灯,小时候家里还用,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就是装满煤油的酒精灯。虽然那时农村已经通电,但供电量很低,经常停电。

“二月十四这天,白糖半斤,四毛钱。”白糖之类的东西,一直都是奢侈品。记得小时候,中药太苦,家人就让我喝糖水,也喜欢在粥里、甚至米饭里放白糖。那时候,新女婿去探望婆婆,婆婆一定会给他做荷包蛋,而且一定会放糖在里面。时代变了,现在女儿还是喜欢在饭菜里放糖。婆婆会给女婿做荷包蛋吗?我不知道。

“二月二十日,王永熙借了3元钱。”从账簿上看,这样的借款很多,借款人的名字也很多,往往都是几元钱的小额借款,至少也是几毛钱。看得出来账簿的主人也是个大方的人。农村人,除非有急事,一般是不会忍心找人借钱的。从借款的数额来看,也说明当时钱确实很值钱。

“2月27日,我买了三条经济烟,在国外花了2.4元人民币。我一共买了五条,一共八条。”经济烟没有过滤嘴,我父亲是60年代初出生的,小时候就见过。这种烟经常是出去做生意时用来招待人的,那时候农村人腰上都别着烟斗,抽的就是干烟叶。账簿的主人多次记录了买木材、柱基石的开支,买烟可能是盖房子、招待客人用的。经济烟长什么样子?账簿里正好有个记账用的烟盒,白色包装很朴素,上面写着“经济烟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临时生产”,里面没有焦油、尼古丁的成分,也没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

“二月二十八日,进县城,付五分钱,喝了一碗米汤。”从明都到长安县魏曲镇,一趟要花五分钱,喝了一碗米汤,没有车费,可见是坐牲口驮运,甚至步行。当时自行车很少见,人们一般走到哪都是步行,被戏称为“十一号”自行车。长湖一带有个专门的词——“帮”,就是用腿走路的意思。此外,账簿上还记载了多次从明都镇坐车去西安,“四月二十一日,坐明都车去西安,一来一回,共九分钱。”要回去一次,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一来一去,三来一去,一共四毛五。去西安的车费每次四毛五,可能是他们去固定的地方吧。

“1969年三月初九日,每人有布票1.76米,共计五人,发券8.8米,旧布券8.3尺,新旧布券共计9.63米。”当时计划经济,要求一切物资都要凭券购买,就算有钱,也不能花,有的人有钱,没券,就得借券。账簿上当天记载着,“谢玉玲借了三尺旧布券。”

“3月21日,我买了一条大毛巾0.85元,一条小毛巾0.33元,不收布票。”“3月21日,我买了五块肥皂,每块0.46元,共计2.3元。”当时毛巾也是稀罕物,农村人多用土布,也比较贵,不收布票。买洗衣粉的账本里没有肥皂,说明洗衣粉还未成为洗衣服的必需品,但肥皂却买了不少。

“四月二十一小字本,一分二;大仿本两本,二分二;作文书一本,八分,外销四两。”分门别类买作文书似乎由来已久,现在学生也有专门的“田字格”和“拼音本”,“大仿本”是用毛笔写字用的,事先把提纲印好,再用毛笔写,不知道现在学生还有没有。

那天还买了“洋糖两块2分钱,火柴三盒6分钱,炒面一盒1分2分钱,航星牌香烟一盒,火柴一盒1分6分钱”。火柴就是火柴,平均每盒要2分钱。记得90年代中期,一盒火柴才5分钱,是宝鸡火柴厂生产的。旧中国工业没落,很多东西都进口,所以名字前都加了“洋”字。新中国开放前走苏联重工业道路,轻工业发展缓慢。这些名字到现在还没变,洋瓷盆、洋瓷碗、火柴、洋碱、洋蜡、洋糖,甚至洋土豆。饽饽是蓝田县的地方小吃,长安东南的人也吃。

“五月初四,我收到九爷送的节日礼物,一块四毛钱。”端午节前一天,九爷来送礼物,从名字上看,和吴先生的女儿有关,应该是侄女。

“八月初一,吴恒杰报名上中学,学费一块五,书费五毛钱。”1969年读初一的吴恒杰今年13岁左右,1956年出生的他,如今已经60多岁了。户口本里还有这次报名的收据。

“八月初三,杨家村用电磨磨出了122斤面粉,每100斤价值0.8元,外币9.8元。”我还记得用电磨磨面粉,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电磨,那时候磨面粉也是需要技巧的,出麸多,面粉就白,出麸少,面粉就黑。

“八月十三日,我在龙寨买了一斤肉,花了一块三毛钱。”马上就要中秋了,这也是1969年以来我唯一一次买肉,跟六毛五的鸡蛋比起来,肉还是贵了点。

“九月初七买半斤干烟,三元钱。”1969年,关中老人戴着石眼镜,头上缠着羊皮手帕,腰上挂着干烟斗,身穿羊皮大衣。这是当时关中老人的模样。这种模样在本世纪初很常见,后来就少见了。现在在一些农村集市、交往中,还能偶尔见到。

“九月十三日,我买了三十斤青盐,一斤一分七,一共五元一毛钱。”当时还没有碘盐,所以患甲状腺肿的人还是不少。所谓盐,就是未经加工的粗盐,很可能是岩盐,颜色呈蓝色,所以叫青盐。同一天,“王多多结婚,家里得了三分五毛钱。”这在当时相当普遍,礼物和人情也就几毛钱。

九月十七日,吴虎野、吴边野两姐妹到西安,十九日返回。吴先生给吴虎野二十五元钱,给吴边野九毛六分钱。吴虎野在西安花了三元八毛二分钱。在西安买了两个馒头一分钱,两个馒头一分钱,七个馒头三毛五分钱,一斤烧饼五毛六分钱,糯米枣二两一分四分钱,麻油一碗五分钱。在西安东大街234号买了一顶毛线帽,一元七毛三分钱。还寄了两封信,一封八分钱,一封四分钱。

“九月二十七买三包鼠药,一毛钱。”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臭虫)并列“四害”,从1958年开始被大量消灭。记得小时候村里会给每家每户发放鼠药,甚至在田里撒鼠药,结果常常导致其他鸟吃了粘稠的鼠药饵而死。家里的猫狗也吃鼠药,甚至有家人吵架后吃鼠药自杀。当时农村没有先进的方法,吃药后,大多数人都会喝点米汤,一是说是解毒,二是吐出来也算是洗胃。

“10月11日,我在县城大寨买了50.8斤白玉米,每斤0.31元,一杯茶15.74元,一杯茶0.2元。”玉米,也就是玉蜀黍,跟辣椒一样,不是我国的原产作物,明朝时从美洲引进,作为秋粮大面积种植。不过,不是白玉米,而是黄玉米。

“冬月初三买干烟二两一块六,冰糖一两一块。”小时候看到别人种干烟,叶子长得有点像现在火锅里常吃的菊花,那时候冰糖很少见。小时候婆婆会把冰糖藏在柜子里,偶尔会夹一块冰糖往嘴里一塞,真的甜极了。

“冬月初七,全县缠棉花七点六斤,每斤一元五角,合一元二角二分,麻饼一元七角,开水三分钱,洋糖十一颗一元。”缠棉花在农村还很普遍,特别是儿女结婚的时候。农村里,缝被子是重中之重,但缠棉花的现象却很少,因为种棉花的人少了。现在人们都买现成的棉花,回家就缠。棉花少了,棉籽就少了。过去缠完棉花后,棉籽就用来榨油食用。麻饼等食物过去比较常见,是饭后补充的,叫“小菜”。洋糖,后来叫果糖,都是硬糖。我小时候收集过五彩缤纷的糖纸。

进入腊月,我们开始准备购置年货。正月初六,买五寸青工呢,三元钱;买三尺五分红哔叽,四点四五元一尺,一元五十六分钱;买萝卜二十一斤,五十五分钱;买暗扣五个,五分钱;买一尺八的锅盖,二元五十五分钱;买蒜苗一斤,一角七分钱;买煤油一斤,四角五分钱;买纸十张,四分钱;买小麦四十四斤,玉米十一斤,共七元三十分钱;买恒洁推笊篱,一分钱。这些主要是日常开支。

1969年全年收入194.97元,支出429.28元,超支234.31元。收入不够支出的原因是花掉了156元购买木材建房。另外,全年实际支出38.97元,这应该是6口之家一年的真实支出。从账簿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家人的主要开支也在三个孩子身上,也能感受到吴先生对子女浓浓的爱。

这是1969年一位普通农民的日常账簿。它记录的不仅仅是经济账目,还有民生账目;不仅仅是日常琐事,更是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如今我们回头看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记录,会深切体会到我们民族、国家的巨大变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载着我们每个人奔向未来。

作者 | 渔夫 | 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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