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由陆路转移到海路
ISBN 978-7-03--0
万明，黄纯艳 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08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演讲集》脱胎于2017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联合举办的“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系列讲座，为国内知名专家在云南大学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论坛的演讲集，专家包括王子今、张剑光、黄纯艳、刘迎胜、万明、耿昇、谢必震、钱江、李孝聪、刘义杰、孙键、曲金良。本书以学术讲座十二讲的容量，较全面地浓缩了自秦汉至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致发展过程，以各位专家多年积累的相关研究为基础，颇具学术价值。
包括王子今教授的“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张剑光教授的“六到十世纪的东亚经济交流—立足于江南视角的考察”、黄纯艳教授的“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刘迎胜教授的“宋元时代的亚非海域”、万明研究员的“明代中国与海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代”共五篇，是断代的讲述；包括耿昇研究员的“从西方发现中国茶叶到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谢必震教授的“从明清册封琉球使团的组成看中国人的航海生活”、钱江教授的“商贾与朝贡使节：清中叶中国帆船在苏禄群岛的贸易”共三篇，是个案的讲述；李孝聪教授的“中外古地图与海上丝绸之路”和刘义杰教授的“中国古代航海技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篇，是专题的讲述；孙键研究员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是考古学的讲述；曲金良教授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启示”则是丝绸之路理论的讲述。
总体上，本书有以下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书为演讲集，所以各篇文献著录未做统一要求，有些篇章还留有口语化的特点。
本文节选时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教授“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讲座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在此对云南大学的大力支持和时任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黄纯艳教授为讲座举办和此书出版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
█ 黄纯艳
海上丝路经历千年的发展，在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对外贸易重心由陆路转移到海路，海上丝路运行机制、海洋观念和文化出现新变，整个亚洲海洋发展由此进入新的阶段。本讲希望对宋代海上丝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新变革作一系统的阐述，力图全面概括宋代海上丝路发展的新格局。
宋代海上丝路对外贸易重心地位的确立
中国古代西北、西南和海路通向境外的三条路线分别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每一条丝路实际都是包括多条交通路线的交通网络。中国史籍对三条丝路的明确记载始于汉武帝时代，而实际存在可能更早。
汉唐时期，北方丝路长期占据对外交通的主导地位。
南方丝路僻处西南，以蜀地和云南为主要腹地，发展规模和贸易地位始终不能与北方丝路比肩。汉代海上丝路以徐闻、合浦为起点，用小船辗转循岸航行，即《汉书·地理志下》所载“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从徐闻到黄支，不计中途耽误，单程需要12 个月，来回甚至需要数年，航程中充满蛮夷剽杀、风波溺死等危险，也无法与北方丝路并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较为重视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有了较大发展。贸易条件更好的交州和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要贸易港。孙吴政权曾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南北朝时期，交州已经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沈约：《宋书·夷蛮列传》），广州也是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姚思廉：《梁书·王僧孺传》）。此时期还出现了从东南亚经海南岛以东直达广州的航线。法显《佛国记》记载，其所乘商船本欲自苏门答腊往广州，“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即从深海直航广州。隋朝常骏出使赤土，也走的是这一航线，从广州约五十日达赤土国。但海上丝路还未有西北丝路“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盛况。
唐后期和五代时期，海路贸易已经显示出赶超西北丝路的趋势。广州成为一个贸易大港，外国商人云集，《唐大和上东征传》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黄巢攻陷广州后大肆屠杀，“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田神功平刘展之乱，扬州城中“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刘昫：《旧唐书·邓景山传》）。这与西北丝路的繁荣景象并无二致。与此同时，唐朝在西域、中亚的影响和控制力却迅速下降。天宝九载（750），高仙芝在怛罗斯大败于大食，“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队基本从西域退回内地，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长安由“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变成了天宝之后“藁街之邸，来朝亦稀”（刘昫：《旧唐书·西戎列传》）。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后，人们更愿意选择畅通而便利的海路。唐代宗时滞留于长安的境外使节达四千余人，唐朝政府将其从海道各遣归本国。往印度求法的僧侣也多选海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60 位西行求法僧人中有33 位取道南海。
五代时期，西北丝路交通相对于海上丝路进一步衰退。西域地区与中原政权保持朝贡关系的只有回鹘和于阗，朝贡次数也比较有限。据《五代会要》统计，回鹘朝贡中原政权共7 次，于阗朝贡共5 次。而且后晋、后汉时“回鹘每至京师，禁民勿（以，见《旧五代史》，编者）私相易，其所有宝货皆中卖入官（卖入宫中，编者，注同前），私下市易者罪之”，到后周太祖才“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诘”（王溥：《五代会要·回鹘、于阗》）。另外，南方吴越、闽、南汉等政权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吴越的贸易规模仅从其进贡宋朝的香药、珠宝数量即可见一斑。乾德元年（963）贡香药15 万斤，另有犀、牙、金银、珍珠、玳瑁器等。开宝九年（976），贡乳香7 万斤，另有犀、牙、香药等。宋太宗朝多次贡万斤以上香药及其他珠宝（脱脱等：《宋史·吴越世家》）。闽政权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汉也重视贸易，宋朝灭南汉当年就置市舶司，可见其海外贸易不仅规模可观，且已有制度化的管理。
宋代西北的贸易与五代时期相比有很大发展。西夏占领灵州（故址在今宁夏吴忠市）以前，中原交通西域的主要道路灵州道是畅通的。西夏占领灵州后，灵州道断绝。宋朝与西域通过青唐道交往，至北宋末始终畅通。甘州政权“每遣使入贡，即为德明所掠”，“宗哥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进”（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吐蕃主动维护此道。拂菻、于阗等国入宋都经青唐吐蕃。青唐道的贸易规模不小。熙宁五年（1072）王韶说：“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四》）李复在《乞置榷场》中说：“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减五七万”。（李复：《潏水集》卷一）
但与海上贸易相比，宋代西北丝路贸易已居于绝对次要地位，对外贸易重心已由西北陆路完全转向了东南海路。其显著标志有三：
宋代海上丝路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政策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经济、技术、市场的发展则是更基本的推动因素。宋代南方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使出口商品供给和进口商品消费的中心都转移到南方。宋代大型海船载重可达300 吨左右，相当于1500 头骆驼总载货量。宋代能综合运用牵星术、地表目标、水情和指南针导航技术，海上贸易在运输成本、运输规模等方面具有陆上贸易不能比拟的优势。加之中国传统贸易结构是本国手工业品与海外香药、珠宝等资源性商品相交换，而瓷器、丝绸等主要出口品供给地已转至东南地区，香药、珠宝进口品的主要产地就是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这些因素，决定了对外贸易重心在宋代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海路。
本文摘编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演讲集》（万明，黄纯艳 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08）一书“书前的话”“变革与衍生：宋代海上丝路的新格局”，有删节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